第贰五一章 陈部长的谋划（5 / 6）

自己的国会议员，加上国会根本控制不了国政，以至于参眾两院尊严更是严重扫地。导致当地方之间有了衝突，最好的办法还是武力解决。

而王绍屏主张成立联省会议，就是重新把所有军阀纳入议会政治，尝试让地方实力派重新回到会议桌上来，让联省会议重新成为平等且能和平对话的平台。这样做，一方面是让大家放弃以武力解决问题，另一方面训练大家建立民主对话的习惯。这样的设计，或许在很多地方还是差强人意，但无论如何，这样的民主训练相较于国府的所谓一党训政，可算是集思广益、集体练习的初级民主制度了。他这个主张，最终当然获得当年「祸国殃民」的那些长辈们的一致赞同。或许是因为他们下了台之后，失去了权力，才能理性看待国家制度规划的重要性，而不是只汲汲于追求集中权力之后的运用吧？

除了对话机制的建立，王绍屏还力主统一的监督，毕竟满足了军阀利益，总不能苦了老百姓，而能贴近照顾老百姓的制度莫过于独立、而且强而有力的司法制度。对行政措施不满意，告！对地方恶法，认为违宪，告！除了民事诉讼，政治也是透过一系列的诉讼，才能逐步建立三权分立当中司法的威信。

除了针对事情不法的司法，还有对官员贪污腐化的监察，也列为王绍屏关注的焦点。所以他主张将监察、司法收归中央，让各地方势力不会为所欲为的压榨百姓。毕竟中国几千年以来，地方上家族势力所建立的乡党力量太大了，甚至能完全一手遮天。如果没有来自外部的压力，还真能让地方割据变成阻碍民主发展的绊脚石。此外，这项做法还有一个好处，就是能维持一个在法律上大一统的局面，不至于让列强势力趁虚而入，运用地方势力谋取列强自身利益。当然监察、司法官员，还有执法人员的人选，还是得通过分省会议审查，以便于制衡南京以公谋私，天天对地方建设搞破坏。他相信，所有势力都有共识而同意的监察委员、司法官，尤其是要派到自己或别人地盘上的傢伙，虽然讨价还价是必然，但品格绝对不会差到哪去，不然大家就一起丢脸。即便不能说上绝对的铁面无私，至少一定比一党私心任命的好很多。

何况他打算把监察体系和专司起诉的刑事检查官都剥离开行政体系，让监察、检察一体，一是专职起诉官员，另一个是专攻刑事。但两者人员会互调，毕竟瀆职、贪污也是刑事案件。这样才不会像后世的监察委员，只能弹劾，却没办法将对方法办。

而且他还打算让司法、监察官员再加上罢免和任期制度，等于让地方上的百姓也参与到部分官员的任用上，也算是全民政治开端的一种练习。因为还没涉及到行政官员，地方反弹不会那么大。反正是罢免中央官吏嘛！干他们屁事呢？这样一来，阻力就小很多。提刑官在古代也算是不为民作主，不如回家卖番薯的亲民官一类，公不公正，是否依法裁判，在一般老百姓心中还是有着一把尺在衡量。加上名义上是中央派来的，地方势力不在乎会不会被罢免的情况下，才有机会让人民可以大着胆子，去行使自己的权力。上下制衡，中间就產生空隙，民权才有可能在夹缝中获得初步伸张。

监察委员虽然只是监督地方官员，和老百姓没有直接关係，但总是涉及行政权的监督，也算是一种间接民主。王绍屏相信透过任期和在地居民连署罢免制度的设计，几次罢免大事件发生后，老百姓铁定会对选举罢免行政官员產生兴趣，那时完整民主制度的推动就算水到渠成了。当然，地方军阀为所欲为的末日也就到了。他们现在铁定没想到，原以为可以摆弄中央官员的设计，最后会变成自己的催命符。

王绍屏知道自己所有的构想都是摸着石头过河，能不能成功不知道。尤其单纯的诉讼、弹劾…等制度运作，并不一定能保证审判、裁决或罢免等结果的执行，所以真正要树立司法、监察，甚至选举罢免等威信的关键因素，在于强大的实力保证。尤其对于制止地方军阀以武装破坏和平、分省会议和中央威信等行动，他主张建立一个由各方势力提供兵员、警察建立的「国内维和部队」和「中央联合执法警队」，由分省会议来指挥，目的就是制止各方势力採取武装衝突，并彻底落实中央监察、司法的起诉和判决，来维持现有均势与和平局势。

整个设计能不能行得通，王绍屏完全没有底，但是他很清楚，如果没有国民政府的合作，那铁定会失败。所以王绍屏才会在张发奎第八集团军远征蒙古的事情上，採取主动退让的态度，释放自己对国民政府的善意。

不过王绍屏这样想，主导这件事的陈大部长可不见得这么好说话，他可是安排好一系列的政策规划，打算光明正大地取回中央的话语权和主导权。

同时收到中央和台北远征蒙古命令的张发奎，完全不知道上层阶级这一系列无声地空中交手。自我感觉很幸福地，立刻命令第八集团军整装待发，准备出发到蒙古和自由联盟组成的联军会合，准备围攻蒙古首府库伦。而第十九集团军的薛岳只好乾瞪眼的留在淞沪收拾残局，震摄日军俘虏，一脸哀怨眼巴巴地看着张发奎意气风发地取代自己出征。

陈大部长的谋划，一开始就